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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江丛刊》文学评论 王士强:哦我不看海豚表演行不行

长江丛刊2018-11-07 07:24:57


哦我不看海豚表演行不行

——池莉诗歌读记


■王士强


池莉主要以其小说家的身份而知名,作为诗人的池莉几乎是一个秘密。虽然此前池莉偶尔也有诗作发表,但给人的印象更多是在“玩票”,几乎没有人把她当做真正的诗人来看待,人们关注她的作品基本是她的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。而今,《池莉诗集·69》的出版可以说让人惊讶、惊喜,人们赫然发现,她真的是一位诗人,而且还是一位资深诗人。就诗龄来讲,她的诗歌写作至今已近半个世纪,其间虽然有间断,虽然经历了数次的毁稿、焚稿,但她一直是为诗歌所蛊惑、牵萦的,诗歌在她的内心从未真正远离,一有时机便蠢蠢欲动、破土欲出,暗中影响、支配着她的人生。其实,真正的诗人并不在于写出了多少首诗,不在于获得了多少诗歌的名誉与声望,而在于其与诗歌之间的距离。心中有诗的人,哪怕并没有写出多少诗歌作品,他其实也是诗人,反之亦然。对于作家池莉来说,年近60岁才出版人生的第一本诗集来得或许晚了些,但是,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?既然文章千古事,既然人生不过白驹之过隙。这本诗集的出版将池莉之为诗人的“秘密”公之于众,她的诗必将成为人们关注、讨论的对象。不仅如此,随着这一秘密的大白于天下,池莉精神地理的若干基本样貌与内在结构将得以更为清楚地呈现,作家池莉的形象将变得更为真实、立体、丰富。


一定意义上,池莉的小说是“入世”的,而她的诗歌则是“出世”的。她的小说更多地关注市井人物、日常生活、现实逻辑,而她的诗歌更多地是表达个人情感、个体世界,以及对现实规则的拒绝、排斥、反抗。诗歌在池莉这里更具个人性,是属于她自己的,是无需与他人分享的个人世界(这或许也是她不愿将诗作发表、不愿将诗作示人的原因之一),而小说则是具有公共性的,是与他人、与社会沟通的一种方式、一种“纽带”。所以,池莉的诗是更真实地呈现了她自己,她的性格、情感、个性从诗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来,这与其小说中的表述方式多有不同,侧重点也不一样。池莉的小说较多地观照和呈现“世俗”的合法性,其中包含了对市井生活和市井人物的尊重与体恤,表达的是现实的、“已然”的世界,而她的诗歌则更多地专注于自我的内心,表达一个应该的、可能的、“应然”的世界,在这里她是不受世俗规则约束的,或者说,世俗规则更多的是一个被改造、被突破、被超越的对象,她要做的是一种自我的成就与成全。正如她在《成为我》中所写:“母亲/不要踢我/虚弱的腿/我一直都是/你最听话的孩子/而你/什么时候/才是我/懂事的母亲”,这里面显然包含了对社会化“规训”的抵制、反省与对自由、独立的渴求,而此后,诗中正面写道:“允许我/成为舞蹈/成为羽毛/成为最简单的/砂砾/成为我”,一句至为简单的“成为我”却同时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,是人生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与方向。这的确是属于诗的,唯有如此的渴求与奋斗,才可能带给人们一个更好的世界、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。在诗歌《洁癖》中,作者同样对生活中形形色色、无所不在的“教导”进行了审视:“要/含一根筷子学会让微笑达标/要/动作整齐划一如同复制/要/染黑每一根白发/表示年轻/要/头顶卡一太阳镜/表示随时都在旅行”,诗中所写是极为常见的社会现象,是流行性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体现,诗人则认为这是有问题的,是强制性的、病态的“癖”,只有通过“清洗”、“换洗”,经过痛苦的“痉挛  扭曲  剧痛”,才可能获得拯救,才能“指望一个干干净净的真实/降临”。这种“干净”与“真实”无疑是一种正面价值,是作者希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,而它们的“降临”也并非易事。自我与个性的暗含之意是“与众不同”,池莉的诗中正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,虽然未必桀骜不驯但确是有自己清醒、理性、独特追求的个体。一定意义上,诗人便应该是人群中背道而驰者,他(她))是不合群的,是“于天上看见深渊,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”,是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非之而不加沮”,只有如此,诗人才可能对生活做出独特的发现与发明,而不是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,为现实规则所同化。在《尖叫》中,诗人从在海洋馆看海豚表演而引申出重重的诘问:“究竟谁在教唆人类/要以活跃为重要/哦我不活跃行不行/哦我不兴奋行不行/哦我不刷存在感行不行/哦我不看海豚表演行不行/让海豚属于大海/让人类尽情表演”,这里面包含了对“不自然”、对“大一统”的排斥,也包含了对自然、自由、个体的认同,这样的价值理念在池莉的诗歌中是一种类似于“母题”的存在,有着诸多或直接或间接、大同而小异的书写。“我不活跃行不行”、“我不兴奋行不行”、“我不刷存在感行不行”、“我不看海豚表演行不行”,如是等等,概而言之,即是“成为我”“成为我”有的时候或许并不重要,或者并不那么重要,但是对于一位诗人来说,却又是至关重要、不可或缺的。


为了“成为我”,诗人不惜站到世人的对面,“人们众口一词”,群体与世俗的力量不可谓不大,然而,诗人却发出惊世骇俗的呼喊:“我却,不是人”,大有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”的气概,其言外之意:“我”与作为归约性力量的“人们”并不是一类,“我”不愿与之为伍。继而,她写道:“我是我的皇帝/我把我的万千宠爱全部给路/这些灌木小草簇拥的路啊/这些鸟儿雀跃在林的路啊/这些不再有围墙和门卫的路啊/这些坦然接纳我双脚的路啊/而天空,偶尔还会给我一片蓝色/而空气,偶尔也还比较新鲜/我怎么能够停下欢快的脚步”,这里的“我”是离“社会”更远而离“自然”更近的,实际上也是勘破了喧哗浮躁的社会化生存之表象,而直面人生之根本、生存之真谛所作出的选择。这里的“自然”是离本性、离永恒更近的,因而也是更为体己的。所以在《纯粹为自己流浪》中,她说:“我想只要我/一直都在大自然里/策马迁徙/我从来都不是异乡人”,大自然正是她的归所、家园,所以,她固然一直在“流浪”,成为“自己的游子”,但她的内心仍然是有依靠的、有归属的,这种流浪并非放逐,而庶几与自由、逍遥同义。从内心来说,池莉其实是狂野的、不羁的,她对于现存的秩序是警惕、拒绝的,她追求、向往着另外一个新的、更好的世界。而这个世界,需要通过“大破大立”来获得,正如其在诗歌《何日才能够走上正途》中所写:“事物原本惊人的有序/你偏要惊人的混乱”,“惊人的有序”是既存的,失去了可能性因而也失去了诗意的存在,而“惊人的混乱”则包含了生机、活力与可能性,因而也是更值得期待的,如其在诗中所写:“在因为和所以/的接缝处/埋个地雷/炸它个天翻地覆/野花重新开放”,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美学的“暴力”,而这种暴力,对于颠覆庸常、超稳定的现实秩序来讲,无疑又是必须、必要的。现实的生活中规则林立、壁垒森严、动辄得咎,人们只能做“正确”的事情,许多时候不得不放弃自己,放弃内心的“喜欢”与“欢喜”,长此,“正确”难免会变得面目可憎、了无趣味,故而,诗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,说“我信仰错误”,在以之为题的诗作中,她写道:“我信仰错误/胜过信仰正确/任何/主义/都不免涉嫌专制/既然我生于错误/长于错误/从不指望长相伟岸”,在她看来,“优点总是那么平庸/我会尽力留下错误/留下天生的拽”,这的确显示了诗人棱角分明、不从流俗的鲜明个性,实际上,概而言之,这原本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所必备的素质。


如前所述,池莉的诗歌以表现“自我”、发抒内心见长,呈现了一个个性鲜明、爱憎分明的主体形象,但这并不代表她对于“时代”与“社会”这样的外向型内容就不关注,此类的作品虽然所占比例并不太高,却体现着一位作家所不可缺少的社会关怀,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在《总是路上又堵车了》中,她表达了对“公平正义”的关切:“人生总是又苦又短/航班延误总是又长又烦/马桶修理工总是迟迟不到/和公平正义一样总是/路上堵车了”,继而她分析了发生在圣贤人物身上的种种“迟到”,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才被说“好人”,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才开始代表上帝,释迦牟尼则一直在“被赞”与“被毁”之间交替,孔子所定的准则堪称完美,但却总是延宕,造成人人等待、观望,如此造成“公平正义”总是“迟到了又迟到/高速公路与立交桥总是/修得又快又长又绕”,其中所写无疑是有现实性、穿透性而又能体现情怀的。如此的诗句则体现了诗人池莉忧愤深广、壮怀激烈的一面:“最起码焚书坑儒/只发生在秦朝/陈世美也只应该/杀掉一次/屈原投江了/楚辞其实也被淹没/粽子只是吃的东西好不好/不必再装下去/除非我可怜的民族/每天都是聊斋故事/要死很多次/要被折磨很久”(《连看电影都不解乏了》),这里面有对历史的回眸,有对现实的关切,包含了对民族历史与民族性格的深沉的理解、关爱、悲悯,发人深省,令人动容。


池莉的诗歌具有较为明显的抒情性、情感性,其中的许多诗大概应该算作“情诗”,真诚、热烈、一往情深、柔情缱绻……具有动人、感人的力量。“爱”是她诗中的一个关键词,正如在《重要的是何处有爱》中所写:“成千上万个/离别/如果是在/一个爱/和下一个爱/之间/等待/就是一个/并不残酷的词”,“收获与归期/并不重要/重要的是/何处有爱”,爱是重要的,有了爱便有了一切,有了一切可能。《给爱人的送》写与爱人之间每次分离,“我”都要进行相送,这原本日常、并无“大事”,但经过诗人的书写,却凸显了其中的深情,道出了情感生活之真谛。《我选择向日葵的唯一理由》中的“向日葵”大致也可以作为诗人之“爱”的具象化,她对于自己所选择、所认定的爱是飞蛾扑火般无保留的,是不需要理由、不需要论证的。这样的态度与追求,包含了可贵的牺牲、奉献与投入,是生命存在与前进的机密之一,永远说不清、道不明、剪不断、理还乱。对于以爱为业的诗人来说,爱的确是“终身的事”,爱是其自身的目的,同时,爱本身也可以作为手段,“用爱的食材喂养爱/用天堂的材质构建天堂”(《爱是终身的事》),以这样的态度去爱,自然会获得一种大从容、大自在。而这样的爱,也是一种大爱,包罗万有而又体贴入微,池莉通过她的诗表达了她的宽阔、从容、赤诚的爱。这种关于爱的述说本身,即体现了一种爱的能力。


我们看到,从精神特质、审美追求来说,池莉的确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诗人,她的特立独行、不与流俗,她的本真性情、戛戛独造,都显示了在这个平庸与匮乏时代所日益稀薄的诗性。池莉自己曾说:“诗歌就像水和空气,对于我来说非同小可。”以她的诗为佐证,事实的确如此。在《我当然是人》中,她关于“人”与“诗”做了辨析并进行排序,“我当然是人/但/我首先是诗”,作为“诗”(可能)的部分隐藏在内心:“我把我供养在我火热的心房里/主要功能是激动我自己”,而作为“人”(现实)的部分则是无奈、不得不如此的:“为了心房的持续跳动/我必须承担‘人’这个丑陋的名字/还有七个开了孔的/但事实上愚昧得/等于没有开孔的窍/以及这个名字所包含的/全部罪孽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诗无疑是一种提升、超越、拯救,“诗”无疑是重于“人”的,所以她说“我首先姓诗”,“我偷生于诗”。对池莉来说,诗的确是一件“非同小可”、极其重要的事,她以她的人生、她的创作一直在践行着诗的精神,而同时,诗也惠泽、滋养、丰富着她。


——这是艺术层面的“公平与正义”,也是永恒的“生命的诗学”。在时间的长河中,一切都会各归其位、各得其所。





王士强,1979年生,山东临沂人,文学博士,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。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、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博士后、《诗探索》特约编辑。




本文原载《长江丛刊》2016年11月/上旬